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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1日)，财政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下达1.05亿元，支持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等7省(自治区)开展公路抢修，指导地方按照“先抢通、后修复，先干线、后支线”的原则，有效处置因边坡溜方、路基(涵洞)坍塌、崩塌、滑坡泥石流、路面积水等引起的公路损毁和阻断，全力保障汛期公路安全通畅。

巴里奥：我时常自问，过去30多年间，中西方交流中的正面、积极的变化有哪些？作为长期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我认为中国与意大利和与西方的关系，从很多方面看是在向前发展的。其中首要的一点是，这些年来人们对于中国有了更全面的认知。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决定致力于中国学研究时，不少人都认为这个决定是疯狂的——中国当时被视作既遥远又陌生的国度，那个时候学中文的意大利人也非常少。而现在每年都有不少来自那不勒斯、罗马、威尼斯等多个城市的意大利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

巴里奥：在中国学研究中，有一类学者毕生只在一个领域钻研，时间跨度可能长达40年至50年之久；另一类学者在中国学的研究领域中有所变化，比如我。我之前也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学生，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传统的“风水”，我那时对“风水”很感兴趣。之后我开始研究中国园林艺术，接下来我又去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最后我明白中国“风水”、园林艺术、绘画艺术的本源都是和道家思想有关，这些研究领域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我现在研究的主要领域仍是道家思想，也曾出版过相关书籍。

13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受教廷指派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主教。他在中国30多年，在元大都(今北京)病逝。这被认为是早期东西方交往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来自元朝的拉班·扫马(Rabban Sauma)从元大都来到意大利，并曾晋见教皇，他也成为有据可查的首位到达西欧的中国人。

马国贤作为中西交往的传承者，在康熙皇帝去世后从中国返回意大利那不勒斯，着手建立了“中国学院”。当时马国贤本人在欧洲已经有较高知名度，他一同带回4名中国年轻人，希望培养他们做牧师，帮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他也将中文学习引入意大利，这无疑对中西方交往起到促进作用。那不勒斯也由此成为欧洲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后，“中国学院”更名为“皇家亚洲学院”，1888年改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成为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历史的传承，继续为东西方交往发挥重要作用。这里也是探索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好场所之一。就中国来说，人们大都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而在这里，人们能够发掘中国成功的根源所在。如果无法看到和了解这一根源，正确看待中国便无从谈起。

毛里齐奥·巴里奥(Maurizio Paolillo)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中国哲学教授。他曾担任意大利萨兰托大学研究员。他早年曾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1999年获得热那亚大学印度和东亚艺术史博士学位。自1993年以来他一直是意大利中国研究协会(AISC)的成员，并曾担任该协会董事会成员；他也是欧洲汉学学会(EACS)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