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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历史中认识欧洲的“中国观”？怎样寻求中国和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在他看来，公元1500年至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不仅留下了“西学东渐”的佳话，也留下了“中学西传”的史篇，思考欧洲的“中国观”，需从历史长河中寻求启示。

一方面，十七世纪，意大利传教士所著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中国上古史》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广泛反响；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附上的中国历史年表……这些都向欧洲展示了一个不同于《圣经》神学史观的历史编年，对启蒙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自然历史观，冲击了欧洲的宗教历史观，为西方走出中世纪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欧洲的“中国热”持续百年，直至1798年以后几乎完全消失，之后的中国经历枪炮与战争……走过历史的长河。当我们以新的姿态重新成为世界舞台中心的一员，就不仅需要重新认识欧洲乃至世界，更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精神世界所占的位置。

儒家既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而是以解决世俗生活问题为核心的理论，或者可以称为远神论。这一特点决定了儒家的包容性，“和而不同”造就了中国文化包容性的特质，它没有一神论崇拜的排他性。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和平性，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宗教战争的国家。也由此，促成了中华的连续性。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深邃的哲学体系和独特的价值观念，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全球化的今天，提供了一个不同文明平等相处的理论与路径。

张西平，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国际汉学》主编，原国际儒联副会长，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目前正在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核心期刊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