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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关于中国的公共话语比较偏颇，往往是“非黑即白”。由于目前欧洲对自身地位和政治稳定的紧张情绪等原因，很少有人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放在具体语境中讨论。对欧洲人来说，一些叙述仍然将中国视为价值观上的威胁，或者视中国存在具有未被充分利用的巨大经济潜力。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几乎没有中间立场。因此需要更多懂中国的人士，客观地向欧洲讲述中国。

凯瑞·布朗：1994年至1999年，我在内蒙古生活和工作。从那时起，研究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就一直是我生活和事业的核心。中国拥有极其复杂、有趣且有益的历史、文化和世界观，我常能从中找出与自身理念的共同点和差异。这种共同点和差异的不断碰撞，使我的思维与此前仅限于欧洲文化视角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2000年至2003年，我作为一名外交官，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这段时间，我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包括新疆、西藏、海南。随后，我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担任亚洲项目负责人，此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自2015年起，我担任伦敦国王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教授。从2010年到2014年，我指导欧洲中国研究与咨询网络(ECRAN)向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提供政策建议。这些经历能够让我更客观地思考欧洲对中国的政策立场。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家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曾研究过中国，但方式却截然不同。回顾他们过往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欧洲经常对中国抱有非常模糊的看法。莱布尼茨试图通过研究儒家思想和当时的贤能官僚治理体系来理解中国。伏尔泰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很大程度上以一种偏向于欧洲的角度比较中国，但同时又将中国理想化。孟德斯鸠对当时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可以说，这些立场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至少直到今天，那些理想化或是妖魔化中国的倾向仍然存在。我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将这些与黑格尔、马克斯·韦伯、马克思、罗素等其他重要欧洲人士关于中国的文章放在一个地方。这样就可以提醒大家，欧洲与中国的接触之悠久与深厚。

凯瑞·布朗：中国是当今地缘政治中重要的一部分。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成为塑造全球未来的关键参与者。在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挑战以及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和平的世界方面，中国可以作出巨大贡献。目前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正确的地缘政治框架，以稳定、可管理和平衡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凯瑞·布朗：中国和欧洲必须相互打交道，欧洲人需要更多地思考他们想从中国得到什么，以及在哪些领域可以最好地与中国开展合作，当然中国也需要这样做。值得一提的是，欧洲是由单一国家组成的集合体，有些是欧盟成员，有些不是，这种多样性给欧洲带来多元化包容方面的优势。尽管目前欧中关系存在着一些挑战，但欧中有着深厚及广泛的民间联系，可以应对这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