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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定震还介绍，为保护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避免近亲繁殖，第一，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大熊猫谱系，记录了每只圈养大熊猫的个体信息等基础数据；第二，每年组织专家对种群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雌雄个体间的亲缘系数，制定全国圈养大熊猫优化繁育年度配对方案；第三，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繁育机制，促进各繁育机构的种源交流。经科学评估，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措施下，大熊猫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可长期维持。所谓近亲繁殖，按照国际惯例，是指3代以内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动物之间的繁殖。中国在制定优化繁育配对方案时，通过计算亲缘系数，排除掉3代以内有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的个体配对。因此，目前包括所有旅外大熊猫在内的圈养种群，如果存在近亲关系，都不允许配对繁殖。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源自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因此关注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并逐渐形成了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Sinology。Sinology的研究内容与乾嘉学派的研究内容相当一致，因此，用“汉学”来对应其翻译，进而形容当时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是比较合适的。

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西方学术界不再单纯研究中国的经典、历史、文化、语言，开始重视研究中国的现状。二战以后，更具有现代意义的Chinese Studies(一般译为中文/华文研究)逐渐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在国际上的作用越来越受瞩目，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也更加全面，由此形成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

李伯重：不交流一定是“独白”。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到美国交流学习，当时我的英文不够好，听不懂国外的学术语言，我用当时国内习见的话语体系和学到的“中式英语”写的论文，人家读起来也感到不习惯，因此也就没办法很好地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后来我在国外教书和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逐渐了解外国学者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关注什么研究内容、存在哪些优点和不足，并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中，再通过发表英文著作和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逐渐走出“独白”的困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积极来华做研究。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帮助更多中国学者了解外界如何看待中国。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双方通过直接交流更好地发现彼此、了解彼此、研究彼此，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也促进中国更好地读懂世界。中外学术界频繁交流与互鉴，使我们得以避免“自说自话”。

2000年，在瑞典阿里尔德小镇举行的一场经济史会议上，我结识了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扬·路易腾·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我们都从事16至19世纪的经济史研究。一次散步聊天时他告诉我，他读过我写的关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史的书，发现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荷兰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提议我们两人合作，对欧亚这两个地区近代早期的经济情况进行比较研究。

受他启发，我开始学习当时西方学界刚刚兴起的国民账户系统的研究方法澳门官方彩票软件app，并用此方法耗时10年写就《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一书。2012年，我们两人在各自研究基础上合写的文章《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发表于美国《经济史杂志》；我的著作《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1820s》(《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也于2021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范·赞登和柏金斯(Dwight Perkins)、霍夫曼(Philip Hoffman)三位学者为该书写了序言。

李伯重：共性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我是做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到底是人文学还是科学，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世界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国际历史学的最大学术组织“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名称就是“历史科学”。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还原、重构历史，使用的方法是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搜寻足够的资料，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分析，以证实假设的真伪，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至于个性，各国学者受其成长环境、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可避免会以本国视角认识外部世界。当我们看待同样的历史事实时，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视角可能会不一样。但历史本来就是多元的，不应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正如看不到月球的背面澳门官方彩票软件app，就永远不知道月球的全貌。因此，进行学术研究不能抱有“唯我独尊”的思想，而要承认各国学者的研究都有其优点，应当相互尊重。我觉得各国学者应该通过个性化交流讨论，逐渐形成普遍认可的观点共识，在多元历史道路上发掘共同规律，将各自的共性和个性相结合，形成较为完整、正确的认知。

中国和欧洲的交往拥有长久的历史，双方对彼此的认识虽然不断增进，但也存在着若干误解甚至偏见。在消除误解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责任是要为社会大众提供正确的知识。正如有学者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是为当代服务的，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真正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今天。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努力，以促进中欧双方更好地认识对方。

李伯重，生于1949年，1985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系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曾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以及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全国人文学中心、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客座研究员，日本东洋文库名誉研究员，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编委等。自1974年以来，在海内外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专著十余部，论文多篇。其中专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曾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东亚(中日韩)“亚洲图书奖”之著作奖、香港研究资助局首届“杰出学术奖”等。